年 味

作者：郝凤琴 发表日期：2026-02-09

　　对年味的理解，不同年龄、地域、阶层的人有不同的感觉和理解。当年之所以有味觉的年味，是因为物质极度匮乏；有视觉的年味，是因为手里的银子太少；有听觉的年味，是因为人们要驱赶年的作恶祈求丰衣足食、国泰民安。
　　回忆年味，并非留恋贫穷、禁锢。而是想回忆一种值得坚持的人性：善良、仁爱。
　　人们在抱怨如今年味越来越淡的时候，越发的怀念十年前、二十年前甚至更久远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旧桃换新符”的年代。我也怀念那久远的过年氛围。除了那个时候的过年可以吃上一年才做一次的炸咯吱盒、蒸年糕，穿上一年买一次的新衣服外，我更怀念那时年里浓浓的人情味。
　　1981年的春节是我初入职场度过的第一个春节。当时，我到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工作只有半年。刚刚恢复的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坐落在北京市东城区东交民巷39号院。这是一座德式建筑的小楼，楼座呈南北、东西L型走向，院子很小，大概有两个羽毛球场大。全院干警不过100人。
　　80年代初，院里因为没有食堂，平日从检察长到传达室人员都是自己带饭。但过节时，各处室也要自己组织干警在办公室举办会餐活动。1981年的除夕是2月4日，院里规定的是2月3日全院会餐日。我们研究室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我和一个白姓哥哥。老金主任安排已是两个儿子妈妈的齐大姐操持室里的会餐食品。
　　我记得会餐那天上午十点左右，齐大姐带着一阵凉气走进研究室。齐大姐对老金主任说，她一大早就骑车去了西单的桂香村，说着就开始从书包里掏东西。蔡师傅、王师傅、吉师傅见状，急忙将一个大概90*180cm的大办公桌掉了个方向作为餐台。齐大姐兴奋地对金主任说，“看，我买了他家招牌菜叉烧肉、糖醋小排骨、素什锦。”金主任以他惯有的微笑点头称赞，然后将从家里带来的菜品放到桌上。
　　中午开餐的时候，简易的餐台上摆满了师傅们从家里带来的炖鱼、炖肉、凉拌菜。我们一共十个人，餐台安排在办公室挨着楼道西侧的玻璃门旁，呈南北走向的长方形。齐大姐安排老金主任、老彭主任坐在了属于上位的北端位置，师傅们纷纷围着餐台坐在了金主任的东西两侧。就在我想和白姓哥哥坐在下手位置的南侧时，金主任招手对我说，“小郝，过来坐。”说着，他挪挪了自己的椅子，又顺手从身边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在他旁边。
　　我对老金主任的招呼有点懵。要知道他可不光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他在北京公检法三家也是赫赫有名的才子“一支笔”。旁边的师傅们都没敢凑在他的身边，我这个黄毛丫头却被他安排到了正位。见我愣着不动，老金主任再次招呼我，“过来。”我怯怯地绕过西侧的师傅，坐在他的旁边。
　　研究室的人因为年纪比较大、工作性质以伏案的文字工作为主，所以很少杯酒言欢、觥筹交错热闹。师傅们多是你敬我让、低声言笑。偶尔，齐大姐与蔡师傅会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老金主任特别懂得大家此时的心理，一句官话套话都没有说。他除了不时地让大家多吃，还会给我夹菜。在这个简单的会餐上，我第一次品尝了叉烧肉、素什锦。那味道真的好吃。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春节只有五天假，走亲访友拜年是春节假期的重要项目。那几天，每个家庭忙得不亚于上班工作，有的家庭甚至是上顿饭接着下顿饭、一拨人挨着一拨人。那年初三傍晚我看电影回到家中，母亲说，“下午来了两个老头，一个瘦，一个稍微有点胖。那稍胖的老头说话还有点喘。他们说是你单位的，来家看看。他们是谁啊？”我一听，又惊讶又遗憾地说，“他们是我的主任啊！那瘦的姓金，胖的姓彭。唉，早知他们要来，我就不去看电影了。”父亲说，“想不到这么大的机关领导也这么实在，你可要好好工作。”
　　我很奇怪，会餐的时候，我和老金主任坐在一起他都没有说要来家里啊。节后白姓哥哥说，他们也去了他家。原来他们是不想给我们的家添麻烦。但作为单位的领导干部，他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既要亲自了解一下我们的家庭情况，又要让我们的父母知晓单位的管理和培养计划。
　　从那以后，我对老金主任不再感到拘谨，不论是他作为我的主任，还是作为我们的主管检察长，我有什么想法都会直接去他的办公室向他倾诉，他也像父亲一样给了很多的指点和关怀，我因此感到特别的温暖。
　　1982年，研究室又来了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王姓复员军人哥哥。这时，老金主任已经升任副检察长。研究室的新主任是从北京市公安局调来的王姓主任。他与老金主任亲力亲为的管理风格完全不同，他很善于组织管理、调动每个人的能力。我因为缺乏接触办案实际经验，对研究室安排的行政事务工作提不起精神，反而对同学所在的信访接待室的工作兴趣十足。于是，我向王主任提出去控申处工作的申请。
　　在主任办公室研究我的去留问题时，有的老同事表示“她要走就让她走”。事后王姓哥哥告诉我，因为他的办公室挨着主任办公室，他听到王主任说“她还是个孩子，我们不能放任她的任性。”春节放假前，王主任邀请我和王姓哥哥去他家过节。
　　我记得1983年春节正月初三，我和王姓哥哥好像只买了点苹果就去了王主任家。进了门，让我最为意外的是，身材魁梧、声音洪亮、面庞黝黑、粗犷且不拘小节的王主任，竟有一位娇小玲珑、身材曼妙、面如桃花、轻声细语、温柔贤惠的太太。师娘见我俩，高兴地像见到了自己的孩子，热情地拿出瓜子、花生、糖果让我们吃。师娘的慈爱让我俩顿时消除了初次登门的局促，我们就像在自己的家中随意起来。
　　那天，王主任掌勺，煎炒烹炸，给我们做了一桌子美味。尤其特别展示了他的拿手红烧带鱼。与我家和其他家庭做鱼的方法不同，王主任做的红烧带鱼是用饼铛做的。他告诉我们，炖带鱼前油炸带鱼的时间不要太长，避免带鱼被炸的太老。用饼铛煎带鱼，既避免了带鱼“老”的问题，又可以省油，还不用再换锅。带鱼煎好后，将葱姜蒜、花椒大料、酱油醋糖调在一个碗里，加水后一起浇在饼铛里的带鱼上，记住，汤要没过带鱼，烧开后，小火慢炖，待汤汁基本收没后起锅。
　　出锅后，浓稠的汤汁包裹着段段带鱼整齐地码在盘子里红里透黄、油光剔透，筷子下去，洁白的鱼肉咸中带甜、鲜嫩适口。我家经常吃红烧带鱼，但王主任的手艺让我真正比较出了粗放与精致的差别。我和王姓哥哥与王主任、师娘还有王主任十来岁的儿子围在一张不大的餐桌前，边吃边聊、边聊边笑，好像其乐融融的一家人。那一盘子带鱼，很快被我俩吃的所剩无几。
　　粗中有细的王主任在我的申请调岗的问题上，没有与我谈过任何大道理，而是利用过年给我们做饭的方式，让我懂得踏实做好每一件事的意义。他的红烧带鱼让我懂得，善于总结和思考，将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同样会有诱人的魅力。
　　从此，我在研究室认真向老同志学习检察业务统计，做好《北京检察》首任编辑，直到王主任调往北京检察学会工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春节，物质没有现在丰富，假期没有现在长，交通没有现在发达，可视通话还是科幻，但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的淳朴天性，是一段充满温暖、温情、温馨的记忆。那些在我成长中给予我信任、关怀、帮助的领导、师傅、哥哥、姐姐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作者系区检察院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