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飞机送文件

作者：朱秀文 发表日期：2024-04-26

　　乘坐飞机，在当代已经成为普通人群出游、探亲访友的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现今的人们因私事自费出行，基本上都是乘坐高铁或飞机，很少有人再去乘坐普速火车了。这是因为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工资收入逐年增加，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航空的安全保障措施更为完善、先进。尤其是2000年以后，乘坐飞机出行更为普遍了。这期间我出去旅游，比如去港澳，去广西，去四川也都是乘坐飞机往返的。
　　而在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之前，乘坐飞机，那是人们向往的、美好的不易实现的梦想。那时的人们整天都在忙着恢复生产，克服自然灾害带来的困难，勤俭节约保障基本生活需要。那个年代还没有旅游一说，因为人们还没有余钱。人们出行除因公出差，只有过年过节回家探亲了。不论因公因私，都习惯于选择最省钱的方式出行。而因公出行能坐飞机，那绝对是领导给的最高待遇，会让很多人羡慕不已，但同时也是被大多数人不看好的出行方式。因为我国的航空事业处于刚刚起步时期，人们对航行安全有着很大的担心。
　　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正在辽宁省人防办公室工作。有幸接受办公室派我乘坐飞机紧急到北京总参作战部送一份机密文件的任务。那是一个周六的上午，我正在工程处办公室工作，突然孙司务长过来说：“处长让你去指挥处有事。”这时指挥处里人很多，看来很紧张，不知是在忙什么。处长看我来了，对我说：“今天要给总参作战部国家人防办公室送一份紧急文件，首长指定由你今晚乘飞机去北京送文件。”
　　听到派我去北京送文件，这没问题，保证完成任务。但是要我乘坐飞机时，我的心情是矛盾的。我是既兴奋又担心，一方面我到现在还没有乘坐过飞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另一方面，乘坐飞机万一出事，小命就没了，所以我思想上很排斥乘坐飞机，于是我向处长建议乘火车。我的理由是，乘飞机今晚到北京，乘火车明早到北京，周日机关都休息，都要等下周一上班才能去送文件。处长不同意，因为是紧急文件必须乘飞机送，这是首长决定的，不能改变。同时叫我马上去购买今晚的飞机票。既然不能改变一定要乘飞机的事实，那我就抛开原来的担心，因为，担心要乘飞机，不担心也要乘飞机，我没必要给自己增加思想压力，我要放松心情，愉愉快快地享受这次空中之旅。
　　于是我同孙司务长乘战士小柴驾驶的212吉普车，前往飞机场购买当天晚上飞往北京的机票。当年沈阳只有一个机场，就是位于大东区与沈河区交界的东塔机场。我还是第一次来飞机场，买票在一栋三层小楼，进入楼内，只有几名工作人员，买票的只有我们两个人。司务长将办公室的介绍信、军人通行证、购票款等递给售票员，很快就买好了机票，没再停留，随即返回办公室。
　　沈阳东塔机场，历史上也叫奉天东飞行场。1920年，张作霖联合曹琨、吴佩孚打倒军阀段祺瑞，分得4架运输机、4架教练机，并接收了随机的航空人员。于同年在沈阳东郊筹建机场并成立航空处。1921年夏，机场正式投入使用，机场命名为奉天东飞行场，因临近沈阳东塔，所以也称东塔机场。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学良担任了东三省保安司令，将东塔机场扩建成东北军用飞机场，开设了兵工学校和修理工厂，并在这里培训军用飞机驾驶和修理人才。
　　东塔机场成立后，修建了500米长的土质跑道，以及1040平方米的综合楼、飞机库及修理厂。先后采购了20架英制爱佛罗和法制高德隆飞机。1922年9月创办了东北航空学校，建立航空工厂和兵工厂。
　　后来，东三省航空处，先后开设了两个邮运航班。1924年3月，沈阳至营口牛庄通航，五架飞机用于邮运工作。这是沈阳地区首次出现的航空邮路，在中国早期航空邮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8年沈阳解放初期，就对东塔机场进行了多次改建和扩建。1950年将原有跑道延长、加厚，建成了一条长2020米、宽80米的混凝土跑道和一条平行的滑行道及联络道。同年7月1日，沈阳东塔机场开通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通往苏联境内的三条航线，全程2416公里，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条国际航线。1965年新建3716平方米的三层候机楼和办公楼、招待所。
　　回到办公室，我将机票送给处长看，并告知乘坐的航班和起飞时间，随后就回宿舍收拾出行携带的东西。午休后，我就到指挥处等待文件。这时，指挥处里，准备文件的人都聚集在这里。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很清楚，这绝对是一份很重要的机密文件。如果是一般性文件，就没必要把这么多人集中在一个办公室，搞得这么紧张、神秘。因为处长没有对我说是什么文件，根据在部队多年养成的习惯，我深知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我的任务就是按时、安全的把文件送到，其它则与我无关。于是，我找了个空闲的位置坐在那里等待，看着大家在忙碌。有的人在查找资料，有的人在编写文件，有的人在核对文件的准确性，打字员把审定的文稿打到腊纸上，交给下边的人核对无误后，进行油印，接续是油印件再次按底稿核对无误，即交给等待装订的人。我就这样看着大家紧张有序的工作。直到快吃晚饭了，还没有完工，我就先去食堂吃饭了。当我再回到指挥处时，文件已经装订完成，他们在我吃饭这段时间，从头到尾又审阅了一遍。看我回来了，就把文件整理好，装入文件袋加封后交给我。我把文件装入我的军用跨包，放在胸前。时间也差不多了，孙司务长陪同我乘小柴的车前往东塔机场。我们到达时还没开始检票，在等待过程中，我仔细的看了看这候机厅。面积不是很大，进楼的门与检票进入停机坪的门是对着的。大厅右边是售票部分，左边是候机部分，只有十几个人在候机。大厅不算很大，而购票、候机、接人送人都在这个大厅里，那时还没有分成隔离候机部分。直到1983年5月5日，发生了以卓长仁为首的六名持枪歹徒，以暴力劫持了载有105名乘客从沈阳机场起飞前往上海的296班机的劫机事件后，机场才开始加强安全措施。在靠近停机坪一侧，利用100天时间，加建了检查隔离厅，并安装了现代化的安检设备，成为当时国内安检最严格、隔离厅最好的机场之一。
　　时间到了，开始检票了。我检完票，回身同孙司务长二人挥手告别，就向停机坪走去。机场只有一条跑道，直对着检票口，飞机就停在离检票口不远的跑道这一端。飞机舱门处对接有一个舷梯，就从这里登机，找到我的座位坐下。这个飞机不算太大，只有24个座位，今天还没坐满，是苏联伊尔-14飞机。
　　这种型号的飞机，是我国在50年代，从苏联进口的，一共进口49架伊尔-14，作为军用和民用运输机。伊尔-14成为我国五六十年代骨干运输机之一。八十年代开始退役，伊尔-14在中国使用了长达40多年之久。
　　在2000年后，我去中国航空博物馆参观时，在露天展区，有一架毛主席曾乘坐过的专机，就是伊尔-14。展示牌上，是这样介绍的：伊尔-14飞机是前苏联伊留申设计局在伊尔-12型运输机基础上改进设计的。1950年首次试飞，1954年开始使用。该机在1957年3月19日至1958年9月10日之间，毛主席乘坐过23次，其内部设施仍保持毛主席当年使用时的情况。
　　毛主席曾乘坐过多种型号的飞机，而这架伊尔-14专机，是他一生中乘坐次数最多的飞机。
　　时间到了，机舱的舱门关闭了，机外的舷梯也离开了。这时空乘人员过来对大家说：“在飞机起飞和降落时，或在遇到巨大的声响时，最好要张开嘴，或闭嘴捂耳朵。这样可以保持鼓膜内外大气压的平衡，以免震破鼓膜。”
　　飞机发动机开始启动了，飞机也慢慢的向前滑行，开始起飞了，我就按照要求张开嘴巴，这样的呼吸真不舒服，直到起飞过程结束，才闭上嘴巴。耳朵确有点不舒服了，好像堵了个什么东西，听周围的声音感觉很小，又像很远。过了一会儿，才恢复正常。
　　现代空客大飞机一般的飞行高度在12000～13000米左右，而伊尔-14的飞行高度只有7000多米。虽然是夜里，在淡淡的月光下，地面的山形、河流、村庄，尤其是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都看的很清楚。我就这样隔着舷窗，欣赏着外面的美景。
　　快到北京了，我在想首都机场我还没来过，不知道那里都有哪几路公交车。下车后，看看有没有离我家近些的公交车。只要能进城，即使离我家远一点都可以，即使没有接续车，我可以徒步走回家。如果离我家太远，就在候机楼休息，等天亮再走。我正想着，飞机已经开始降落了。（仍然是在停机坪下机。）
　　当我从航站楼内出口出来，迎面有两个军人朝我走来，问我是辽宁省人防办的朱秀文科长吗？我说：是。他们自我介绍是总参作战部国家人防办的。他们一位是副处长，一位是参谋，是来机场接我的。从他们能来接机，而且是位副处长来接机，说明这份文件确实是紧急文件。如果是一般文件，没必要来接机，只要周一送到总部机关就可以了。外面停车场上一辆挂有军牌的黑色轿车，是他们乘坐的。上车后，随即将文件交给他们，我心里也踏实了。先将我送回家，他们才返回总部。周一我按约定到总部，他们对文件内容很满意，没再提其它要求，把文件回执给我，向总部送文件的任务就顺利完成了。
　　（作者系区国动办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