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进北京

作者：朱秀文 发表日期：2023-10-25

　　北京，我这一生中是四进三出。第一次进北京是1953年春天，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时，为了支援新线铁路建设，从齐齐哈尔来到北京。
　　我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地域辽阔的国家。但在建国初期，铁路的营业里程仅有2.1万公里，其中大部分在东北。要发展经济，首先要修建铁路。仅我记得的，当时已经开始动工的就有：丰（台）沙（城）铁路，包（头）兰（州）铁路，宝（鸡）成（都）铁路，天（水）兰（州）铁路，成（都）渝（重庆）铁路，鹰（手营子）厦（门）铁路等。从这些铁路新线可以看出，除鹰厦铁路是为解放台湾作准备的，因为当时东南沿海还没有铁路，这是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第一条铁路。其余的铁路都是为下一步开发西南和西北作准备。
　　这么多条新线铁路建设，所需的施工力量很大，多数都是作战部队集体转业，但缺少工程技术人员，只能从现有的铁路局抽调。而东北铁路多，技术人员也相对多，就成为抽调的重点。
　　铁道部驻东北特派员办事处撤销，我被调到齐齐哈尔铁路局刚刚半年时间，就接到支援新线铁路建设的通知。齐齐哈尔铁路局，一共调出数十名技术人员，其中大多数是铁路学院的同学。一部分调到北京，参加丰沙铁路建设；另一部分调到呼和浩特，参加包兰铁路建设。我是属于来北京参加丰沙铁路建设的。
　　丰沙铁路建有上行、下行两条线。1952年9月开工，1955年通车的是上行线，线路全长106公里，隧道65座，车站16座，八次跨过永定河。1963年开工，1972年建成通车的是下行线，有隧道67座，车站、桥梁相同。

我们进了山海关
　　告别了欢送人群，我们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原本打算过了山海关，看看关内的景象，遗憾的是睡着了。那时火车都是慢车，站站都停，停站时间有点长，经半天一夜的长途颠簸，天亮时，到了天津，才知道我们早已经进了山海关。当时的天津站不大，坐在车上能看到围栏外面，街上熙熙攘攘，有不少卖小吃的。在这里要停半个小时，我们也下了车去看看，广场上，烧饼、油条、豆浆、包子，种类很多。有人即买即吃。在东北没有街上卖早点的，东北人可能比较保守，一般都是在铺子里吃。这是进关后给我的第一印象，感觉很新鲜。前面不远有一条河，那是海河，直对着火车站有一座大铁桥，我们到桥上看看，桥旁一块石碑上写着“解放桥”。
　　解放桥是一座三跨的钢桥，中间一跨是可垂直开启的，桥开船过，桥合车行。桥中间是车行道，两侧是人行道，由木板铺就，木板之间留有很大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汹涌的河水流过。有一个小女孩上桥后不敢走了，要大人抱着过的桥。我在桥上看着海河水汹涌澎湃地向东流向大海，不禁让我想起了天津解放时的一些事。
　　天津解放是1949年1月15日，当时我正在东北铁路学院学习。一天夜里，在睡梦中，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喊：天津解放了。紧接着就听到了紧急集合的哨声，这时楼下响起了锣鼓声。我们很快起来穿好衣服到楼下集合。在锣鼓声的引导下，所有学员队来到大直街上扭起大秧歌，庆祝天津解放。就这样一边扭着大秧歌一边喊着庆祝解放天津的口号，一直走到喇嘛台才返回。从学校到喇嘛台有逾两公里，往返就是四公里多。三九天，夜幕下的哈尔滨，冰天雪地，零下二十多度，寒风刺骨，但挡不住我们这群年轻人高涨的革命热情。一直扭啊，唱啊，喊口号，直到返回学校。这是我们第二次庆祝胜利，第一次是1949年1月上旬淮海战役胜利结束的时候，也是这样游行庆祝的。
　　过了一些日子，学院请来曾参加解放天津战役的特种兵部队的政委给我们做报告。这位政委讲话铿锵有力，语言精炼，很有感染力。我至今还记得他开始说的那段话：毛主席有指示，人民有要求，上级有命令，要我们打，我们就坚决地打，狠狠地打。我们的方针是：东西对进，拦腰截断。先南后北，分割围歼。先吃肥肉，后啃骨头。活捉陈长捷，会师金汤桥。
　　我只知道金汤桥是一座平转式开启桥，因为很少去天津，所以至今我也未能见到金汤桥的真面目。
　　天津的解放为促进北平和平解放和全国解放奠定了基础。平津战役在解放战争中是一次很重要的战役，它是三大战役的最后一战。在平津战役中的人民解放军先后创立了解决国民党残余军队的三种方式，即：攻克天津（天津方式），和平解放北平（北平方式），以及通过傅作义等的工作和平改编绥远国民党驻军（绥远方式）。
　　我们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往回走，顺手买了两个包子和两根油条作为早餐。上车不久，车就开了。

我看到了天安门
　　火车终于到北京了。当时的火车站在前门。我右肩扛着行李，左手提着一只皮箱，随着人流朝外走。出了车站，来到广场上，人流散开以后，我一下子惊呆了，放下行李和皮箱，仔细观察眼前的一切。我在东北时见过最大的建筑就是山海关，而正前方的箭楼，更加雄伟高大，城墙又厚又宽，箭楼下人来人往，箭楼前边是一条又宽又深的护城河，河上是由三座白玉石桥并列在一起的前门桥。据说，在封建帝王时期，中间的桥是帝王行走的，两边是文官武将走的。桥南边人流很大，据说是大栅栏商业街。这是我第一眼认识的北京，感到很雄伟、很壮观，也很震撼。接我们的人已经来了，有一辆卡车。在他的协助下，大家七手八脚的把行李等都装到车上，人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
　　大家上车坐好后，我们的车直接从中间的前门桥通过向南开去，不知是谁说了一句：“这是用帝王的规格接待我们啊！”惹得大家哈哈大笑。过了桥沿街两边是商店挨着商店，行人也比较多。不知道司机是怎么走的，七拐八拐地就到了长安街上，从东单往西走。后来才知道是有意这样安排，让我们顺便了解一下北京。长安街上只有我们这一辆车，没见有其他汽车，只遇到两辆有轨电车，就是现在前门大街上的铛铛车。远远地看见了天安门，有人说了一句：那是天安门！大家一起把目光转向了天安门。我们这些人都是第一次来北京，也都是第一次见到了真真的天安门，心情都很激动。我知道北京有个天安门，还是在开国大典的时候，我们全体学生坐在学校操场上，听大喇叭广播大典盛况时，毛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才知道有个天安门。后来看电影时，从新闻记录片中才见到毛主席站在天安门上，那也只是天安门的一小部分。今天见到了真实的天安门，于是集中精力从东到西仔仔细细地看，还没完全看清楚，卡车就已经开过去了。
　　到了西单，对着长安街的西边都是民房。从西单到复兴门，有两条小路：西单北边的是出城的路，西单南边的是进城的路。我们的车从西单路口拐向北边的小路，经复兴门城墙豁口出城。
　　过了护城河，城厢这一段还比较繁华。路两边房屋很多，来往人流也不少。刚过了通往西直门的铁路道口，还没到木樨地，两边就没有人家了，都是田野，一望无际，路上没有人，也没有车，就我们一辆车在路上跑。接我们的人告诉我们，这里要建设新北京。只有路南边，不时能看到一段段的红墙和红砖房子。路北基本上是农田，那时首钢和发电厂，还是解放前的老样子。过了模式口，进入五里坨，这就是我们的暂住地。

我留在局机关
　　当时五里坨还是个比较大的农村，通往门头沟的大路从村子中间通过。我们住地是在一个四合院的西厢房，三间房连通的，地下铺着草垫。我们在上面摊开行李，就睡在地铺上。安排好以后，接我们的人告诉我们暂时住在这里，先休息几天，逛逛北京，等局里把大家工作单位定下来，再通知大家去报到。
　　有人问了一下，哪里有浴池，想洗个澡。他说，过了永定河，城子那里有个澡堂，是煤矿工人们洗澡的地方，走路远点。住宿安排好了，没其他事，就一起带上洗浴用品朝城子方向走去。在那里确实有一个不太显眼的澡堂。不像城里的有床，可以休息，这里只有放衣物的小柜。水温还不错，人泡在里面感觉很舒服，来这里的确实多数是煤矿工人。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基本上都是来这里和煤矿工人共洗一池水，这也成为我一段难忘的记忆。
　　第二天开始，我们就分别自愿结伴畅游北京了，我和几个同学一起活动。从城子去北京的公交车，车次少等车时间长，为了早到城里，就乘私人的车，这种车的车身是黑色的，像小轿车，但车身长，能上七八个人，票价比公交贵很多。晚上回来就到天安门广场等公交车。利用这几天时间，把天安门、故宫、北海、颐和园、天坛和大栅栏都游个遍。让我印象深刻的有三大殿、九龙壁、回音壁和佛香阁，这都是我们伟大的文化遗产，也深感我国文化底蕴的深厚。在饮食方面，北京小吃，都一处的烧麦等比我们东北丰富多了。让我至今不忘的是，饭馆门前的伙计招揽客人说的：茴香馅饺子一分钱俩。
　　我们这几天也逛的得差不多了，没再出去，而是待在家里休息。早饭后，接待我们的人过来了，工作安排已经定下来了，我和王文宏两个人留在局机关，其他人分到下面各工程处。
　　我们工作的单位是铁道部第四工程局，是由铁八师集体转业组建的。听说这个师原是野战部队，后改为铁八师，解放战争时曾参加解放太原的战斗。我被分到工程科调度室工作，局机关设在三家店铁道西边，办公区是围成四边形的简易红砖瓦房，宿舍在紧挨着办公区的外边，是双面抹灰的荆笆房。
　　我们工程调度室是工程科的一部分，有一位工程师分管调度室的工作，常设人员就我一个，值班由工程科人员轮流。调度室的墙上贴有一张丰沙铁路全线平面图，办公室中间并列两张三屉桌，上面摆有同各工程处联系的电话，桌前一把椅子就是我的座位，面前还有一本《丰沙铁路施工组织设计》。我是第一次做工程调度工作，没事时就翻看学习施工组织设计，从中了解工程的重点、施工方法和难度。由于机关人员都住在局里，很快同各科室的人就熟悉了。有时间也同他们聊聊天，对他们的工作情况也有所了解。工程调度室已经成立一年多了，没有任何总结材料，因此，我就想把这一年多的调度工作，写一份总结，各业务科室的同志都很支持我。于是利用空闲时间，把我掌握的全线进展情况以及材料供应、机械配备和维修等，写了一份比较完整的总结。科长修改后送局审定，上报铁道部。有一天，铁道部工程总局工程调度室的领导，亲自来到局里检查，并同我谈话，他说全路各工程局，只有我们一个局报送了调度工作总结，他们很满意，打算将其批转全路各工程局。没过多久，就收到了批转的总结。因此在季度工作评比时，我被评为先进，奖给我一件印有“奖”字的半截袖汗衫。

我是吕正操
　　我每天上班后，都要把办公室地面清扫一遍，再用湿布将电话机和桌面擦拭干净。有一天我刚做完这些，坐下休息一会儿，打开《施工组织设计》。突然间门开了，有人进来了，我扭头一看，这人我不认识。是一位50多岁的中年人，上身穿一件短袖白衬衫，下边是一条过膝的深色长短裤，脚上穿一双黑布鞋，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他关上门之后，对我说：“我是吕正操。”我听到后立即站起来，将椅子让出来，请他坐下。他翻了一下桌上的材料，问我：“你在做什么呢？”我回答：“我在看施工组织设计。”我一想，不能耽误部长时间，便说：“您先坐，我去请局长。”还好，局长正好在家。过了一会，局长黎光和师长青雄虎两个人都来了。
　　当时正是由铁八师组编第四工程局的过渡期。政治委员黎光任第四工程局长，师长青雄虎正在待命回部队任职。他们俩进来之后，直接走到桌对面，站在那里。吕正操问他们：“最近情况怎么样？”黎光把目前局里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向他汇报了。俩人一问一答地谈着，我就站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我的注意力不在他们的谈话上，我看着吕正操，却在想着往事。
　　吕正操是抗日名将，尤其是在冀中军区任司令员时期，领导抗日军民粉碎了日伪军的“五一”大扫荡，取得了巨大胜利，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熟知，而且他还是我们东北铁路学院的院长。我还没见过他，今天是第一次，心情很是激动。1948年我入学时，他是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军委铁道部副部长，东北铁路学院院长。当年我们学院好像是部队序列，所以1948年，我们的冬装发的是草绿色军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铁道部成为中央人民政府所属，1949年的冬装，发的是铁路职工的黑色棉衣。到1954年，东北铁路学院撤销，一部分划归唐山铁道学院后又迁至四川即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一部分划归北京铁道学院即现在的北京交通大学。至此，为适应解放战争需要，为短期培养铁路技术骨干而建立的东北铁路学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历史。
　　我是站在靠门的位置，这时听到门外有人叫我，我轻轻地开门出去，见有两个人我不认识。听他们自我介绍，知道了一位是吕正操的警卫员，一位是铁道部保卫部门的干部。他们问我吕部长是否在这里，我告诉他们：“部长正在同局长、师长谈话。”之后听他们说，原来是早晨上班后，警卫员发现部长不见了，车队说：部长一个人乘车出去的，不知道去哪里。当时的铁道部还是在王府井的霞公府，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饭店的东楼位置。警卫员报告了保卫部门，为了保证部长的安全，他们从霞公府一路查找到了这里。部长既然在这里，也就放心了。
　　虽然在调度室工作很清闲，心里总感觉这里不太适合我。既然到了工程局，就应该到基层施工现场去工作。我是属于那种：从家门到学校门，从学校门到机关门，所谓的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实践经验的“三门干部”。我要改变自己，要到基层施工现场去锻炼，增加实践经验，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自己。于是我向科长申请到下面去，开始不同意，经多次申请，科里终于同意了，还有计划科的王文宏。1953年底，我们俩一起到位于河北省怀来县沙城的永定河8号特大桥施工工地报到。这一次我从进北京到离开北京，实际上也就半年多一点的时间。                
　　（作者系区人防办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