胭脂河的记忆

作者：马玉萍 发表日期：2019-12-06

　　河北省阜平县易家庄流淌着胭脂河，一个如胭脂般美丽的名字。
　　这个有着动听名字的河流，是我生命的摇篮，心灵的家园。
　　在她岸边的那片土地上，有我童年的足迹，儿时的记忆。
　　这记忆是如此的刻骨铭心，七十多年过去了，不仅没有淡忘反而愈加清晰，恍如发生在昨天一般。每当想起，都会使人倍感亲切和温暖…… 

　　

　　一、山村托孤
　　那是1947 年春季的一天，在胭脂河北岸易家庄的一个农家院子里，生不逢时的我呱呱坠地了。
　　当时易家庄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二局的驻地，二局承担着为党中央和军区领导提供无线电技术情报的重任。我的父亲马文波时任二局副局长，母亲金瑞英是无线电报务教官，他们夫妇就居住在村子里一户农家小院里。
　　此时全国解放战争硝烟正浓，晋察冀军区的解放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正太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直逼华北重镇石家庄。早在几天前，聂荣臻司令员就率领驻扎在城南庄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机关开赴了前线。作为部队情报部门负责人的父亲，本应紧随首长左右，做好情报工作，然而却因为我即将出生，母亲无法随军行动，夫妇二人只得暂时滞留在了易家庄。
　　我总算降生了，但接下来的事情更加难办：怎么喂养我呢？部队配发的一头骡子驮着的两个箩筐，已经由哥哥姐姐占满了，襁褓中的我已无处容身。而且身处战争年代的妈妈没有奶水，带着这么小的婴儿行军作战是不可想象的。爸爸妈妈商量再三，决定将我交给当地老乡抚养。      
　　前方军情正紧，爸爸妈妈不能在此耽搁太久。为了尽快赶赴前线，我出生刚刚四、五天，爸爸就急着给我寻找人家了。他用小棉被包好抱着我，由一位村干部领着，到村子里去挨家挨户敲门，求人收养我。可是小小的易家庄无人想要孩子，爸爸只好抱着我去了相距5华里的城南庄。
　　城南庄是当地比较大的一个镇子，当时大约有上百户人家。爸爸抱着我在村干部的引领下，走街串户，打听谁家想要孩子。走在城南庄的大街上，会有好奇的人们凑上来询问，也有好心人投来怜悯的目光说几句同情的话。然而转了一天也没能把我送出去。原因就是：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多一口人就多一张嘴，人们不愿意也没有条件轻易收养别人的孩子，尤其不愿收养女孩。
　　正当爸爸妈妈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告诉爸爸说：城南庄有一家姓魏的铁匠，他家刚死了一个8个月大的婴儿，媳妇还有奶水，不妨到他家试试。于是，爸爸赶紧抱上我直奔魏家。
　　走进魏家院子，老魏媳妇打开包布看了一眼襁褓中的我，就连连摆手说：“不要，不要，赶紧抱走吧！”，因为和她那刚刚夭折的又白又胖的女儿相比，又小又瘦的我，实在不堪入目。爸爸只好抱着我又返回驻地易家庄。
　　这时候，一位陈家老奶奶找到了老魏，对他说：“老魏呀，你家生了四个孩子了，一个都拉扯不活，怕是家里风水不好有邪气。八路军（当地老百姓对共产党军队的统称）的孩子命大能镇邪，你就把那个孩子要了吧！”听了这话，老魏决定抱养。他没再和媳妇商量，就一个人径直去易家庄抱孩子去了。
　　得知老魏愿意收养孩子，我的父母喜出望外。他们已经打听过，听说老魏为人老实厚道，又会铁匠手艺，再加上他媳妇有奶，孩子到他家不至于被饿死。爸爸妈妈本想临时寄养，等到以后形势好转了再把我接走。但是老魏不同意，他说既然收养了这个孩子，我们就会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如果只是临时寄养，那就不想要了。爸爸妈妈只好答应送给他，以后不再要回。老魏提出写个字据，怕以后反悔。爸爸说字据就不必写了，我们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既然这样，老魏也就没有再坚持，双方说好孩子送给老魏。
　　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真要把我送人了，妈妈很是不舍忍不住哭了起来。毕竟解放战争正在进行，革命事业高于一切，在爸爸的劝解下，她收住眼泪，用小棉被把我包好，在我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然后就交给了老魏。把我送走之后，妈妈顾不上调养产后虚弱的身体，就跟随爸爸匆匆奔赴前线了。
　　那时我出生刚刚7天。
　　爸爸给我留下的名字叫“玉萍”。 

　　

　　二、舐犊情深
　　老魏把我抱回了家中，从此我就是铁匠的女儿，老魏就成了我爹，他的妻子就成了我娘。爹把我爸留下的名字“玉萍”简称为 “小平子”，以表达他对我的疼爱。从此，“小平子”这个昵称伴随了我一生；直到现在只要我回到河北胭脂河畔的家乡，乡亲们依然会习惯地称呼我“小平子”。
　　因为娘还沉浸在丧女的悲痛之中，所以爹将我抱回家之后，娘不大管我。再加上她生了奶疮无法喂奶，于是我主要是由爹喂养长大的。在那个缺吃少喝的年代，要养活一个没奶喝那么小的孩子，是相当困难的。
　　我的食物主要是米汤和面糊，要一遍一遍地去煮去热，然后用小勺子一口一口的喂，每天多次喂食十分辛苦。为了养活八路军的后代，我爹既当爹又当娘，默默地承担着这一切。白天，爹把我交给年迈的奶奶看护他去干活，到了晚上，爹就把我揽进他的被窝。夜里，我经常因饥渴而哭闹不止，爹就爬起来，给我热米汤做面糊，一口一口的喂等我吃饱睡去，爹才躺下再睡。半夜里，他还要经常起来给我擦屎把尿。我常常把被褥尿湿，尤其是在冬天，那尿湿的被褥又凉又硬，爹怕我沤坏了，就给我倒个个儿，让我睡在干燥的地方，而他却睡到那冷冰冰的湿褥子上，用他的身体把褥子暖干。
　　我1岁的时候奶奶离世，我对爹的依赖就更强了。我把爹看成是最亲近的人，我会在他的怀里撒娇打滚儿，在他背上攀爬嬉闹，甚至骑到他的脖子上骑马打仗，高兴地又喊又晃。对于我的顽皮，爹从不厌烦反倒一副很享受的样子。
　　我学会走路后，爹就把我带在身边，他在炉棚打铁，我就在旁边玩耍。我常抱着炉棚的柱子看爹打铁：那上下翻飞的铁锤，叮叮当当的响声，光芒四溅的火花，被炉火烧软的红彤彤的铁块，成品淬火时冒出的阵阵白烟，以及爹和他的伙计们挥汗如雨的身影，这些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
　　爹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对我特别疼爱，尽量满足我的各种要求，包括不合理的要求。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我小时候耍的一些小伎俩。比如我嘴馋了，想吃零食就故意不好好吃饭；爹怕我饿着，就带我到街上的小铺里买烧饼。到了街里，爹会牵着我的手，先到烧饼炉旁，买一个刚出炉的缸炉烧饼。然后，转过身再到油条摊前，要一个刚出锅的糖稀油饼。爹教我把烧饼和油饼叠到一起吃，咬一口，香喷喷，甜丝丝，那真是天下最好的美味。
　　当我和别人家的孩子一块儿玩耍的时候，常常听到旁边大人们的低声议论：“这个孩子不是老魏亲生是要来的，她爸爸是八路军部队的大官儿，叫马文波在北京。”这些话，对我幼小的心灵有一些隐隐的刺激，让我知道了爹不是我的亲爹，我还有一个当大官儿的父亲。但我并没有更多的想法，因为我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对他们没有什么概念。况且爹一直那么疼我，跟亲生的没什么两样，所以我很满足很安心。
　　我7岁那年，爹把我送进了城南庄小学读书，并按照魏家的排序，正正规规地给我起了一个学名，叫“魏德兰”。
　　在我7岁和11岁的时候，娘先后生下了两个男孩都成活了。乡亲们都说：“还是小平子福份大，把邪气压住了！”他们认为是我扭转了魏家的风水，给他们带来了两个儿子，说我是个功臣。 

　　

　　三、初见父母
　　对于流落民间的这个女儿，我的爸爸妈妈其实一直很牵挂。听爹说，在我8个月大的时候，爸爸曾骑着马从前线专程来城南庄看过我一次，后来可能是工作太忙，加上交通不便，就没有再来过。
　　全国解放后，爸爸妈妈全家在北京定居下来。他们经常给我爹写信，询问我的情况，还时不时地寄一些糖果、衣物之类的东西来。
　　在我10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曾在信中表示想接我去北京，但被爹娘拒绝了，因为他们舍不得我离开。为了信守当初的承诺，爸爸妈妈没有坚持，于是我仍然继续生活在农村。
　　那些年，赶上了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和极左路线的干扰，天灾人祸，农民生活极度困难。这期间，我和爹全家一起忍饥挨饿、挣扎熬煎、共度时艰……
　　1962年春天，娘突发脑溢血去世了，15岁的我挑起了管理家务的重担，洗衣、做饭、喂猪、缝补、照顾弟弟······那时我正在城南庄中学读初中，课余时间全部用来操持家务。
　　当北京的爸爸妈妈得知养母病逝、我成了没娘的孩子的时候，他们再也坐不住了，决定亲自到城南庄走一趟，去看看这个15年没有谋面的亲生女儿。
　　他们真的来了！
　　那是我娘去世大约3个月后的一天。那是一个下午，我正在学校上课，突然一位乡亲来叫我，说：“小平子，快回家，你家来人了！”我急忙赶回家中。
　　一进大门，就看见院子里站了许多人，乡亲们正在围着几个陌生人聊天。坐在中间的两位岁数较大，身着便服。他们的身后，站着3位威武的军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我的爸爸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了开国少将军衔；妈妈是三部通信处副处长中校军衔。3位军人，一位是爸爸的秘书王修业，一位是爸爸的专车司机，还有一位是阜平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城南庄公社的书记和本村的干部也闻讯来到了我家。
　　看见我回来了，一位村干部把我拉过来说：“小平子，来，见见你的爸爸妈妈！”边说边把我推到两位中年人的跟前。这就是我的爸爸妈妈？我有点儿愕然，羞怯地走上前去，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爸爸妈妈同时伸出双手，将我拉到跟前上上下下仔仔细细地打量我。妈妈扳着我的双肩，前后左右地端详，还不时地对我发问，我用一口地道的山里口音，机械地应答着。
　　爸爸妈妈看到魏家贫困的生活状况，看到我小小年纪就承担那么多的家务劳动，很是心疼他们想尽快带我回北京。
　　早有乡亲私下里提醒我：“小平子，你可不能走哇！你娘刚死，你要再走了，你爹就没法活了，那就是忘本啊！” 听了这些话，想着爹的恩，我打定了不走的主意。当爸爸妈妈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明确回答：“我不走。”
　　对于我的选择，乡亲们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我做得对有良心；另一种则认为我有点儿傻，这么好的机会放弃了太可惜。但我还是坚持了我的主意。
　　爸爸妈妈没有在乎我的态度，他们仍然想把我接走。在当地村干部的参与下，爸妈和我爹进行了反复磋商，着重讲了到北京上学的种种好处，一再表示孩子算两家的，决不忘记他的恩情。但爹始终不答应，他舍不得我离开。
　　看着说不通，爸爸妈妈只好让步。他们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那就是让我跟他们到北京住几天，见一见那里的兄弟姐妹，然后再送回来。爹怕送不回来还是摇头；爸爸提出请县人民武装部部长和公社书记做保人，保证把孩子送回来；我爹这才勉强同意。但还是不放心，又附加了一个条件，就是把我的大弟弟一起带上。爹想：“你们横不能把两个孩子都扣下吧！”就这样，爹总算答应了让我跟着爸爸妈妈去一趟北京。
　　那天，我们启程回京。
　　我们蹬上了爸爸带来的那辆军绿色吉普车，当车子开动的刹那间，随着一声笛鸣，我看见爹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铁青，他的身体在微微地颤抖。吉普车开出去好远了，爹还久久地站在那里不肯离去，他那单薄的身影，像一座孤独的雕塑：这一幕深深地震撼了我，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到了北京，爸爸妈妈尽力拉近和我的距离，似乎是在弥补把我寄养在农村十几年的愧疚。他们从百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陪我玩儿，给我买好吃的，带我游览故宫、长城和颐和园。但是，我却始终开心不起来。因为，和爹分别时的那一幕，一直在我脑海中萦绕，爹那忧伤欲绝的样子，让我寝食不安，放心不下。刚住了一个星期，我就坚持要走，希望回到胭脂河畔爹的身边。
　　爸爸妈妈看看实在留不住我，只好买了火车票送我们上了火车。于是，我和大弟弟在离家后的第8天返回了家乡河北城南庄。
　　我归来的消息，立刻惊动了全村，乡亲们奔走相告，大家都说：“八路军说话真算话，小平子很有良心！”　　

　　四、回到北京
　　两年之后，也就是1964年的夏天，我以优良的成绩，考上了阜平县里的高中——阜平中学。学校离我家住的村子有40里的山路，由于距离较远必须住校，我不能厮守在爹的身边了，也不能照料家了。
　　这时村里有乡亲劝我爹说：“老魏呀，你该放小平子走啦！让她找他的爸爸妈妈去吧。北京上学的条件好，有她的爸爸妈妈管着，你也不用操心，还省了你供学费。再说了，一个闺女家，早晚是要出门子的。到了北京，肯定比咱这穷山沟子有前途，你要想明白，别耽误了孩子！”听了这位乡亲的话，爹终于想通了。他立即让我给爸爸妈妈写了封信，表达了让我去北京上学的意愿。
　　我的爸爸妈妈接信后，自然是求之不得，很快就派三部部办公室秘书王修业到河北阜平来接我了。
　　王秘书带来了爸爸的两条意见：第一条是，要爹算一下，抚养了我17年，生活费需要多少，我们一定全部付款；第二条是，在转户口时，需要改姓名，不然到了北京不好上户口。我爹说：“钱，我一分也不要，我养她不是为了钱。我要的是她那颗心，只要她走了之后别把我忘了。至于姓名，既然不好上户口，改就改吧，只要心不变就行。”
　　于是，我便由“魏德兰”改成了“马玉萍”。名字虽然改了，但“不忘记，不变心”这语重心长的嘱咐，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永生难忘……
　　谈好之后，王秘书很快就办好了户口迁移和转学的手续。于是，我告别了那生活了十几年的山村和胭脂河，告别了我爹，告别了弟弟们，告别了那里的父老乡亲，跟随王修业叔叔，踏上了回家去北京的路途。
　　那一年我17岁。
　　

 　　五、不能忘却的嘱咐

　　岁月流逝，斗转星移，转眼离开城南庄已经半个多世纪了。
　　我已经从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两鬓斑白的老奶奶。过去的很多事情都渐渐地淡忘了，唯有临别时爹的嘱咐，我一直牢记在心。几十年来，“不忘记，不变心”这六个字会时常在我耳畔响起，提醒我一辈子都要知恩图报，不能忘本。
　　在北京上学时，一到寒暑假，我就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要回城南庄，尽管交通不便，历尽艰辛，我也一定要回去看望爹和弟弟。
　　到部队当兵后，第一个月的津贴费是6块钱，我拿出其中的2块寄了回去。我提干后，领到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元。我首先想到的是回乡去看望爹，我怀揣上这52元工资和平时积攒的全部积蓄，兴冲冲地回到了城南庄。在扣除路费之后，剩余的钱全部交给了爹，以表达我对他老人家的一份儿孝心。逢年过节，我也都会给爹寄钱。特别是爹晚年的时候，我和我妈妈都经常给他寄钱，补贴他的生活。
　　工作期间，我会隔三差五回去探亲。我还曾接爹到我所在的部队小住，给他老人家床前尽孝。在周围人的眼中，我们和亲生父女没什么两样。
　　退休之后，每隔几年我也要回城南庄探亲一次。虽然爹已不在，但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的一草一木，和弟弟们共话当年，与乡亲们同忆往事，这些都会让我感到无比的亲切。
　　我和魏家的关系已延续到了第四代，我和两个弟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彼此有困难时，都会互相帮助。我爹的重孙女和我的孙女儿是要好的朋友，一有机会就会凑到一起玩耍。
　　千百年来，胭脂河不断的默默流淌。如今，我已年过古稀，岁月并没有磨去我对胭脂河的记忆，她是我心中永远的家园。
　　（作者系区卫健委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