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电影《烈火中永生》、小说《欧阳海之歌》等英雄人物的影响,做一名像他们那样的共产党员,是我从小的愿望。
1980年5月我在北京市公安学校检察班学习,在班主任的鼓励下,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结业前,学校批准我为“三好学员”“优秀团小组组长”。
1980年8月,我被分到了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工作。主任没有给我指定专门的师傅,我的工作就是每天为主任或者老同事誊写、校对、装订、送件,甚至还要在开大会时搀扶参加过长征的老检察长上下台。为此,我感到郁闷、孤独,疑惑干这些工作何时才能入党?我提出调往其他部门工作。处务会上,主任对希望我走的副处长说,“她还是个孩子,我们不能由着她的性子来,那样会把她毁了”。这时,我才发现原来机关的温情不是学校老师管学生那样事无巨细,机关的温情首先是将你视为成人,你要自己去感悟、体会、反思、改正。老主任实际上在用这些琐粹的工作观察我适合做什么。
我继续着以往的工作,只是不再那么浮躁。不久,已经升为副检察长的老主任要求研究室创办北京检察系统第一本刊物《北京检察》。根据我的兴趣,主任将我安排进编辑部,并让老同事带我去公安部《人民公安》编辑部学习排版。慢慢地我身兼编辑、排版、校对、印刷数项工作。一次老主任站在我的身后看我排版,笑着说,“这部分的排版不错”,这是我进院两年后受到的第一次表扬,我因此找回了久违的自信。
1983年下半年,团委书记将我增补到机关团委做宣传委员,并支持我组织了机关合唱队,参加了北京市机关团委的文艺汇演,获得了一等奖,我还组织团员青年参加了建国35周年广场晚会。1984年我被评为北京市机关团委优秀团干部。
1985年,由于对犯罪原因特别感兴趣,我向老主任提出申请去公认为最艰苦、最不适合女同志的监所检察处工作。见我态度坚决,老主任慈爱地说了句“好孩子,回去等着吧”。
在监所检察处,我再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每周住在大兴团河农场四天。我和男同志一起骑着高过我腰的“二八型”男式自行车到各队与农场干警促膝谈心,向劳教人员(当时劳动教养政策还没有取消)了解被监管情况。我还自己撰写了一篇《关于辍学生的调查报告》,并在北京市少年宫、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北京市175中学进行了法制教育。
1986年,机关党委批准我为中共预备党员。1987年7月,当我身怀六甲从广州出差回来后,支部通过了我的转正申请,实现了我做一名正式党员的愿望。
多年后我才知道,当老主任找来处长要求他接收我时,特地嘱咐他要关心我的政治进步。这就是我争取入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老党员的提携就像一杯白开水无色无味却沁人心脾、纯净健康。我从他们的身上懂得了自强、自尊、自立、自爱的重要,从他们的帮助中明白了脚踏实地对一个年轻人的意义。
在之后的工作中,我以身边的老党员为榜样,不论是在检察机关还是退休后从事社团管理工作,都以“慎独”的精神要求自己并认真工作,多篇调研报告在最高检、北京市检察系统、北京市法学会、北京市政法系统中获奖,多篇文章被《中国检察报》《中国商报》《中国经济》(核心刊物)刊登;先后被评为北京市检察系统先进个人、海淀区连续七年优秀信息工作者、北京市百名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北京市社会系统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社会系统优秀党务工作者、北京市优秀社会工作者、北京市第十二和十三次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莫道桑榆晚,夕阳耀春风。争取入党的过程是成长的过程,入党之后的过程也应是自律的过程,直至生命的终点。
(作者系区检察院退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