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四光在海淀

作者：王荣梅 发表日期：2022-11-15

　　在北京紫竹院公园北侧的长河北岸，民族学院南路11号（现民族大学南路11号），有一个林木繁茂，闹中取静的院落，这就是我国著名的地质科学家李四光先生的故居。
　　2010年3月,我有幸参与北京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名人故居（海淀卷·李四光）》一书的编撰工作。刚接此任，有点受宠若惊，一是对人物不了解，二是对地质专业不熟悉。怎么办？只能既接必办，克服一切困难。这时，史志办主任胥天寿鼓励我，给我加油，给我自信，还亲自陪我前往李四光故居走访、考察调研、收集资料，让我感动，使我圆满完成了编纂任务。
　　从一无所有，到从中受益。了解掌握获取了大量的资料及有价值的珍贵历史照片。对我而言，过程就是一种享受，结果更是一种至高的崇拜，李四光为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就像北斗星一样令人敬仰。
　　更让我感动的是，李四光的秘书马胜云。1930年11月出生，男，回族，四川康定人。1955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到地质部办公厅、地质力学研究所，历任李四光秘书、科委地质力学分组秘书、书刊编委、课题组长等。当年拜访他时，已是80岁高龄，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和蔼可亲，没有架子。我一次次打扰，他从不厌烦，总是耐心的讲解和李四光一起工作生活的情景，我每次都是收获满满。

　　一个学者的智慧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889年10月26日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回龙镇一个贫寒家庭，自幼就读于其父执教的私塾，14岁告别父母，独自一人前往武昌报考高等小学堂。在填写报名单时，他误将“姓名栏”当成“年龄栏”，写下了“十四”两个字，随即发现填错了，便灵机一动将“十”改为“李”，在“四”的后面又加了个“光”字，从此就用了“李四光”这个名字。
　　李四光故居是一幢两层小楼，总建筑面积989平米。院落有围墙环绕，院内曲径通幽，有假山、喷泉、果木点缀。李四光解放初回国后，曾住过好几个地方，搬来此地之前，是住在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沟。1960年，因战备需要，从象鼻子沟迁出。他亲自选址此地并进行规划，后由国家批准，建造了现在的居所。院内花木都是李四光和夫人许淑彬手植，近半个世纪，树木已长得高大繁茂，浓荫满院，显得十分清爽宜人。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他于1923年发表《“风水”之另一解释》，其中说：“风和水对于人生确确实实有重大关系。不过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与从前所说的风水根本上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从前所说的风水的影响，仿佛必先经过死人，或者一种神秘不可思议的机关，然后才能到活人身上，我们现在所说的风水，直接地影响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因此，在选择住地时，他多少也关注了一点“风水”：南面是水光潋滟、绿色葱茏的紫竹院，西面是万寿古寺，北面是法华古寺。门前有一棵千年银杏树，树围十余米，高约27米，树冠荫地400平方米，实为全国罕见，至今枝繁叶茂。传说当年李自成攻打北京时，曾在这棵树上拴过马。
　　从1962年1月迁居到此，直至1971年4月去世，李四光在这里工作、生活了9年。进大门右侧是大客厅，同时也是会议室，四周是书橱和沙发，中间是长条桌和若干把椅子。李四光是地质部部长，地质部的一些小型会议，就在他家里召开，何长工、刘杰、刘景范、宋应、徐杰、旷付照等地质部领导常来此汇报商议工作，中国近代气象学家竺可桢等也曾来此讨论问题。客厅隔壁的办公室里，有一张李四光用过的大写字台，墙上有一块黑板，当年地质队野外调查回来，向李四光汇报时，把客厅与办公室之间的木制折叠隔壁推开，就是一个大教室，李四光利用黑板做一些讲解或布置，也曾在这里给人讲授地质力学，这是李四光多年执教生涯所养成的习惯。在客厅的书橱里，摆着三张中国科学院院士的证书：李四光（1955年），女儿李林（1980年），女婿邹承鲁（1980年），一门三院士，实属罕见。
　　李四光自从迁到这里居住后，每天下午会准时步出院子，经田间小路散步至白石桥路口处返回，当地村民亲切地称这条小路为“李四光小道”。他还经常带着一个小马扎坐在银杏树下思考问题。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地质力学概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两本重要著作和水文、地震等论文数十篇。

　　矢志献身地球科学
　　李四光生于清朝末期，那是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加剧、灾难深重的年代。刚十五岁，李四光就远渡重洋去日本学习造船，以求船坚炮利救中国。当时，适逢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等在日本东京秘密筹建革命组织同盟会，李四光闻讯后要求参加，当时他只有十六岁。孙中山领他宣誓后，摸着他的头，亲切地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很好，有志气。”还送他八个字：“努力向学，蔚为国用”。1910年，李四光毕业回国后，被清廷勒令赴京考试，授“工科进士”。勒令归国留学生进京，是当时清廷监控留学生的一招。但岂知思想是锁不住的，之后不久，李四光就投入了推翻腐败的满清政府和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革命政府建立，李四光出任湖北军政府实业部长（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改为实业司），掌管全省农、林、工、商、矿及一切实业行政事务。湖北的实业当时在国内比较发达，但因战事影响，一些实业单位遭受严重破坏，特别是汉口被清兵焚掠，损失尤为惨重。李四光就任后，即着手恢复、建设首义之区的武汉。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就任大总统。李四光眼看着革命的胜利果实，落入了袁世凯、黎元洪手中，革命力量被分化瓦解，愤激之下，辞去实业司司长职务，又一次离开祖国，远渡重洋寻求救国之道。他深知国家要富强，必须要有充足的煤、铁资源，于是走上了“科学救国”的道路，进入英国伯明翰大学，师从包尔顿教授学习地质，从此献身于地球科学事业。
　　1918年，李四光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并通过答辩，取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接着对欧洲地质作了考察。1920年1月，他应邀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学会作了《现代繁华与炭》的学术报告，他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凡遇着新境象、新学说，要分析它，看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搞科学研究的，“心只管细，胆只管大。掌握逻辑思维，天经地义的学说，也不能吓倒我们。要知真正科学的精神，就是为真理而奋斗。”在报告中，他列述了国内的煤田和开发情况，并对我国煤炭的储量作了大致接近实际的估算，同时提出了利用潮汐力、太阳辐射、水力、风力及原子裂变等以替代有限的煤、石油资源的设想。
　　毕业后，李四光拒绝了英、法等国优厚待遇的聘请，毅然回国，志在振兴祖国实业，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他选择了培养国家地质人才的职业，应蔡元培校长之聘，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科学研究。他在北大任教7年，除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外，还把备课、讲课、带学生实习作为实践的机会，不断积累资料，思考研究问题。1921年他在太行山东麓和大同盆地，第一次发现了第四纪冰川作用的遗迹，写成《华北晚近冰川作用的遗迹》一文，发表在英国的《地质杂志》上，从而为中国新生代的研究，揭开了新的一页。此后他在长江中下游、江西庐山、安徽黄山和华南等地，开展进一步调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第四纪冰川的论文，其中《冰期之庐山》是其代表作之一。他为了把含煤地层划分清楚，着重进行了古生代地层及其中所含生物群的研究，对蜓科化石尤其注意。他采集了大量蜓科化石标本，详细研究了它们的壳体构造，从而建立了蜓科化石分类标准，奠定了蜓科化石分类、演化、分布及应用的基础，解决了华北石炭二叠纪太原系和华南奥陶纪、志留纪、下石炭纪、鸟拉系、二叠纪地层的对比与划分。英国伯明翰大学因他的《中国北方之蜓科》一书，授予他自然科学博士学位。1927年，李四光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担任地质研究所所长。抗日战争的烽火中，他颠沛流离，在广西、贵州、四川等地，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支援抗日。条件艰难困苦，但他仍然坚持教学和科研。他用力学观点研究地壳的构造和运动规律，把各种构造形迹看作是地应力的结果，建立了“纬向构造体系”“经向构造体系”和“各种扭动构造体系”三种类型的构造体系，以探索地壳运动与矿产分布的规律，从而创立了一门崭新的学科──地质力学──介于地质学与力学之间的边缘学科，他是国际地质界“地质力学”概念的创始人，《地质力学概论》即其代表作。
　　1934年，他应邀去英国剑桥等八所大学讲《中国地质学》，在开篇的“西藏高原地质概貌”讲演中，他大义凛然地表达了“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坚定信念，这在当时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之心不死的战乱年代，其勇气之伟壮和爱国心之强烈，令人敬佩。

　　新中国地质事业的开拓者
　　听到新中国成立和中央决定他担任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的消息，李四光十分激动，他感到，为祖国地质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候来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通知驻英使馆，要求扣留李四光，阻其回国。李四光得到消息，连夜前往法国与夫人会合，启程回国。他们历时半年，终于在1950年5月6日到达北京。回到北京后，他接受中央的委托，组建全国的地质机构。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成立，李四光担任部长。在任21年中，为促进国家地质事业的大发展，形成我们自己的地质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他先后主持组建了地质科学研究院及十几个专业性和区域性的研究所，开展科学研究，探明了数以百计的矿种和矿产储量，为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急需矿产，并为城市建设、矿山建设、水利建设、铁道建设和大型建筑等完成了大量的地质调查论证工作。
　　1953年底，为工业急需的石油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征询李四光的意见。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提出新华夏构造体系沉降带的可能储油远景是光明的，关键是要抓紧开展勘探普查工作。周恩来说：“地质部长很乐观，对我们说，石油地下储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1954年春，李四光在地质部普查委员会设立了第二办公室，专门负责铀矿资源的普查勘探。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研究我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的汇报。接着李四光在中科院院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原子能研究、推广同位素应用的建议。1955年春，他担任了全国石油普查委员会主任，在他的领导下，我国的石油地质勘探获得重大突破，先后发现了大庆、大港、胜利、华北、江汉等大型油田，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李四光还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多方面工作，协助郭沫若院长积极筹划推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全面发展。担任国务院科教组组长时，他认为改进数学教学工作对科学事业发展关系重大。在逝世前一年，他还组织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及清华、北大等校数学教师，研讨数学教学方法，新编数学教材。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早在1922年，李四光就与地质界同仁发起并组建了中国地质学会，并被选为第一届副会长，嗣后担任了较长时间的会长、理事长。40年代中期，李四光在重庆同爱国进步的科学工作者一起，团结大后方的科学工作者，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任监事长。解放后，他还担任了中国科协主席，作为新中国多项科技事业的组织者，他团结全国科技工作者，为祖国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普及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素质，全面繁荣祖国科学事业。
　　作为中国科学院地震委员会主任和全国地震领导小组负责人，李四光对山西、甘肃、四川、广东等地区的地震灾害，都及时进行了调查研究。邢台地震发生后，周恩来总理在一次专家会议上，询问地震能不能预测预报。李四光“独排众议”，提出可以进行地应力测量和现今构造应力场分析，研究地震发生、发展的规律，预测和预报地震。后来，他还把这些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区域构造地壳稳定性研究，在地壳活动带中，寻找基建工作“安全岛”，预测预防各种地质灾害。他还组织开展了新能源如地热等的开发和利用研究。
　　李四光一生发表论文和专著170多篇、部，涉及领域广泛，在科学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初稿）》，是李四光的最后一部巨著。该书把天体、地球、生物三者视为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整体，来研究地壳乃至地球的演化与发展。
　　对国家，李四光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年逾古稀时，他还亲临地震灾区，进行现场考察；直到躺在病床上了，他还念念不忘地震预报研究工作；逝世前一周，还在过问我国海域寻找石油的工作；临终前一天，他还对大夫说：“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少时间，让我好好安排一下工作……”
　　1971年4月29日，这位卓越的科学家与世长辞。
　　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非常重视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给予他很高的评价，称赞他是一面旗帜，是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的科学家。
　　如今，李四光故居已定名为“李四光纪念馆”，由原国家主席李先念题词，对外开放，供参观瞻仰。纪念馆展出了李四光的部分手稿、遗作、遗物和他与党和国家领导人研究工作、野外考察的照片，陈列了李四光生前所收集的第四纪冰川沉积物标本，如条痕石、泥砾、纹泥等和部分矿物、蜓科化石标本，介绍了李四光在我国地震地质、冰川地质、地热地质、地应力、古地磁和矿产分布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及为国家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历史的传承与保护，是城市文化中心建设的重要举措，更是我们的历史责任与使命担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作者系区史志办退休干部）